走进丰子恺

丰子恺，原名丰润，是中国现代画家、散文家、美术教育家、音乐教育家、漫画家和翻译家，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。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、美协上海分会主席、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。丰子恺风格独特的漫画作品影响很大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他的作品内涵深刻，耐人寻味。

丰子恺对绘画、音乐、文学、书法、金石、工艺等均有研究，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少有的奇才全才。他为人纯朴善良，淡泊名利，倾心于艺术，皈依于佛教。他不满虚伪、倾轧、贪婪、凡庸的成人社会，仰慕率真、热情、好奇、纯洁的儿童世界，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，享受着恬淡、闲适、超脱和自由的乐趣。他被世人称为“二十世纪的陶渊明”，“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”。丰子恺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，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出版了《艺术概论》《音乐入门》《西洋名画巡礼》《丰子恺文集》等著作。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。

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（今桐乡县石门镇）。其父是个秀才，但并不经营祖上开设有百年历史的丰同裕染坊，只是埋头读书，应考举人。可他3年一次，应考3次，都未中举。那时他已有6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这更使他郁郁寡欢。

 

 

 

红叶女郎樵 立轴

丰子恺的出世给全家人带来了欢乐，更给他的父亲带来了好运。丰子恺3岁时，37岁的父亲居然考中了举人，但因遭逢母丧，他服丧在家，不能赴北京再试，只得设塾授徒。自己的前途中止了，丰父便寄希望于儿子。丰子恺6岁时，父亲便把他收在座下。他教儿子的千家诗每页上端都有一幅木版画，第一幅是大舜耕田图，画着一个人和一只大象，这引起了丰子恺的兴趣。他向染坊师傅讨些颜料，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，涂成一只红象，一个蓝人，一片紫地。但颜料涂上去，一直渗透下面好几层。丰父发现后，大发脾气，幸亏母亲钟氏赶来，丰子恺才没有挨打，但他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作画。直到丰子恺9岁时，父亲去世。十二三岁的时候，他的两个同学在私塾里为了交换他的一张画打起架来。塾师搜查丰子恺的抽屉，把他的画谱拿走了。谁知次日上学，塾师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，问丰子恺：“你能看着这样子，画一张放大着色的吗？”他回答：“能。”回家后，他在姐姐的帮助下，用方格子放大的办法，按比例描绘孔子的轮廓，又用颜料上色。这幅鲜明的孔子像后来挂在私塾的堂前，以后每天上学，学生们都要向孔子像鞠躬，小画家的名声也就在全镇传开了。

1914年，丰子恺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中学毕业。随后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在那里，他受到中国近代文艺先驱者李叔同的艺术熏陶，从此就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。

1919年丰子恺从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与同学一同前往上海合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，并任该校美术教师。两年后，他向亲友筹借学费，并卖了石门湾下西弄祖宅一栋，赴日本学画。在日本，他深受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和蕗谷虹儿的影响。回到中国后，丰子恺即以漫画抒写古诗意境、儿童生活、社会现实观感，从1924年起陆续发表于报刊，深得广大读者喜爱、赞赏。

1922年，丰子恺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。春晖中学以夏丐尊为首，聚集了一群对中国的文艺事业颇有抱负的青年人，其中有朱自清、朱光潜，他们都与丰子恺交往甚密。朋友们常到丰子恺家中欣赏他的画稿，给予热情的鼓励。朱自清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：“小客厅里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，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；微风穿过他们间时，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。”

1925年，《文学周报》恰好要用插图，主编郑振铎向丰子恺索画，并给这些冠以“漫画”的题头。从此中国始有“漫画”。所谓“漫画”，在中国实属创新：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，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。漫画是一时兴到之笔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。

 

 

 

朱自清是丰子恺漫画的发掘者、评论者，也曾为丰子恺的第一本画册《子恺漫画》作序，为第二本画册《子恺画集》作跋。他说：“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——带核儿的小诗。就像吃橄榄似的，老觉着那味儿。”早在丰子恺读师范学校时，李叔同在走遍了艺术的各个领域之后，渐渐产生了脱离尘俗的念头。他出家时，还不到40岁。他取法名演音，号弘一。

1928年，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50岁生日，在上海与法师合作《护生画集》第一集，共50幅，由丰子恺作画，弘一法师写诗，一诗一画对照。后来，在1939年弘一法师60岁时，他完成《护生画集》第二集60幅。这时弘一法师要求丰子恺在他70岁时作《护生画集》第三集，80岁时作第四集……直至100岁作第六集。

儿童的心态、生活，常是丰子恺漫画的题材，这些画的模特儿大多是他的子女。他喜欢小孩子，羡慕他们天真无邪。孩子搬凳子“过家家”，或者脱下自己的小鞋连同妹妹的新鞋穿在凳子的四只脚上，或者扮作新郎新娘，或者拿着两把薄扇凑在胯下当自行车骑，这些对丰子恺来说都是极好的画材。他描写社会的画，题材是多种多样的。有以周围环境中的人物为模特儿的，而大部分以民间生活、都市生活中的见闻、感想为题材。

1936年6月，面对日军侵华势力不断加强，“中国文艺家协会”宣布成立，并发表宣言。参加的人有丰子恺、朱自清、叶圣陶等110人。

接着，1937年发生卢沟桥事变。面对日寇的侵略行径，丰子恺满腔愤怒，决定用自己的画笔宣传抗日。件用笔画出来，以最低的售价广销各地，使略识文字的中国人都能了解，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懂。

不久，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，在金山卫登陆后，到处狂轰滥炸。同年11月6日，两架日机飞到石门湾上空，投下了12枚炸弹。其中一枚落在缘缘堂门口一二十米处。当天傍晚，石门湾的人逃避一空。丰子恺的一家老幼10人下乡暂避一时。

从此，丰子恺开始了8年动荡的逃难生活。他说：“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，但我相信以笔代枪，凭我五寸不烂之笔，努力从事文化宣传，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。”

 

 

 

1942年，他搬到重庆郊区的沙坪坝，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。沙坪小屋建成后，丰子恺便辞去教职，从此专为卖画写作为生。抗战胜利次年，丰子恺搭船由长江而下，到南京改乘火车，回到阔别十年的上海。

1949年，丰子恺是以他惯有的闲适态度走进新社会的，这一年他已五十二岁。过去的丰子恺对现实社会抱着一种远离的态度，只要生活条件许可，他就毅然决然的摒弃所有世务，赋闲在家。1946年以后，重返江南的丰子恺是有名的“三不先生”（一不教书，二不演讲，三不赴宴），虽然行止不定，仍不参与任何社会工作。在他的心目中，“闲”是最可盼的乐事，如果能得到，即使终身高卧空山上，独坐幽篁里，也是极为乐意的。他曾说，如果“闲居必须整天禁锢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我也不要出去干事，宁可闲居而被禁锢。”他的这种生活态度，使他能够体验古人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的生活乐趣，能够从悠哉的闲暇中品味出人生的艺术来。

    进入新社会的丰子恺变了，我们从他的履历中可看到，他担任了不少职务，经常出席各种会议，而且丰子恺也对新社会做了热情洋溢的赞颂，如1958年他写的《新年大喜》中说：“我从前有一个图章，叫作速朽之作，凡是描写伤心惨目景象的画，都盖上这图章，意思是希望这幅画速朽，即这些景象快快消失。果然，不出二三十年，到了新中国成立，我这些画都朽了，这些景象都变成过去的恶梦了。我真高兴。”他写了《一件小事》《西湖春游》《杭州写生》《扬州梦》《新的喜欢》《新年随笔》等文章，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，来歌颂新社会天堂一样的景象。进入新社会的丰子恺很快就由一个避世的隐士，一跃而成为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，并一改过去充满空灵趣味的文风而为新社会大唱赞歌，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丰子恺也和当时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一样，在被新社会接纳时都曾经历过无数次改造。

    1949年下半年，在一次上海画家和解放区画家的集会上，他直率地表示今后要向解放区同志学习，为工农兵服务，但他接着又说，梅兰竹菊四君子，今后还是需要画的。他的说法当即遭到严厉的批评。这时，上海刚刚解放不久，丰子恺对新社会新体制还没有多少感性的认识，但他已经明显地意识到，他所热烈拥抱的艺术在新社会是不受欢迎的。我们无法知道丰子恺面对新社会有过怎样的疑惑或彷徨，也无法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下，放弃自己的艺术情趣和生活方式的，总之，从此他以另样的姿态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。

　　1951年，丰子恺在上海市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，表示要积极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，“多多创作为生产服务，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美术音乐作品。”

　　1952年7月，丰子恺写了一份《检查我的思想》发表在上海《大公报》，对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文艺生活和思想认识，进行了不近情理的检讨和否定。他说过去他写的书和作的画，“完全不是出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，而是出于资本主义艺术思想的：我的立场，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，而是小资产阶级的。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，错误甚多，流毒甚广。”接着，他分析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有四点：一是趣味观点。说他十七岁入浙江第一师范，前三年勤学功课考第一名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。而后二年专心于艺术是出于趣味主义。从东渡日本求学一直到现在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始终存在着。二是利名观点。说他从日本回国后，从翻译《初恋》《苦闷的象征》开始，他的所有著译全是为利的。他画漫画，一开始是出于趣味，后来见有稿费可得，就为利而作。“我自己已变成一个商人，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，想分他剥削的肥利的一瓢羹。”三是纯艺术观点。他说因受李叔同等人的影响，“我过去的艺术观，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出发的。”四是旧人道主义观点。他说“我幼时读过《四书五经》，温柔敦厚是我的家教，我小时曾以‘忠恕’、‘温良恭俭让’为座右铭。因此一向缺乏斗争心。”又受佛教的影响，造成了他的慈悲与悲观的错误思想。“我的《护生画集》便是前者的表现，我的随笔中时时透露人世无常的悲观色彩，便是后者的表现。在封建资本主义恶势力统治的时代，我不关心于被压迫人民的苦痛，而斤斤于动物生命的保护，真是‘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见舆薪’，对于扩展于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火热的斗争，我视若无睹，而独自感伤人世的无常，正是个人主义的典型的表现。”而从根本上说这“全然是不健康的、病态的表现。”此外，他认为离群索居，也助成了他的脱离群众的习惯，他说：“我的思想错误，由于过去脱离群众，不问政治，不能认清阶级立场，对于阶级斗争袖手旁观，因而长年地从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工作，而使我的错误思想广泛地流毒在人间。”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后写道：“我要向广大群众表示由衷的忏悔。”基于以上认识，丰子恺表态，今后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，加强政治学习；加强业务学习，努力把更多的苏联文艺介绍进来；加强集体生活，参加各种应该参加的会议。他在检查书的最后写道：“我过去好比患了肺病，整风的Ｘ光线查出了我的病状。今后只要好好地疗养，定能恢复健康。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，好比是空气和日光，是我的最良的营养品。我确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群众的督促下，我认真学习，必能改正过去的一切错误思想，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。”

    回顾历史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旧知识分子要想被新政权接纳，忏悔和表态是一道必须过的关口，如冯友兰、陈垣等等，都曾写过这种类似自虐式的忏悔书。丰子恺的检查书无疑也是在当时的这种社会背景下写出的。丰子恺写作检查书的动机究竟如何，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，但从常理揆测，面向全社会公开地彻底否定自己、作贱自己，并诚惶诚恐地低头认罪和表态，对于一贯清高孤傲的旧知识分子，特别是像丰子恺这样一向纯真善良、与世无争的人来说，无疑有一个难以言状的、无比痛苦和无奈的过程。丰子恺在检查书中的忏悔是诚惶诚恐的，但是，如果认真审视丰子恺晚年的文艺生涯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他的忏悔决不是情愿的，他的改造是有所保留的。

　　1962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，丰子恺针对“百花齐放”的政策说：“还有许多小花、无名花，却没有好好地放。‘花不知名分外娇’，在小花、无名花中也有很香很美丽的，也都应该放，这才是真正的‘百花齐放’。再说：既然承认它是香花，是应该放的花，那么最好让它自己生长，不要‘帮’它生长，不要干涉它。……株株冬青，或高或低，原是它们的自然姿态，很好看的。但有人用一把大剪刀，把冬青剪齐，仿佛砍头，弄得株株冬青一样高低，千篇一律，有什么好看呢？倘使这些花和冬青会说话，会畅所欲言，我想它们一定会提出‘抗议’。”

　　丰子恺的率真坦诚是扭曲不了的，但丰子恺以如此明朗的态度批评时政却是少有的，在当时更是别人敢想而不敢言的。他的言论赢得了同行们的掌声，但最终为他种下了差一点遭到灭顶之灾的祸根。

　　1966年开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在忠于领袖的名义下，暴虐的红色恐怖铺天盖地。丰子恺这个一生与世无争、乐善好施、行路怕伤蝼蚁命的艺术家在劫难逃。他被定为“反共老手”、“反革命黑画家”，他的家被抄没，他的文章和画被宣判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。他谴责“大剪刀”的讲话，更被诬称为是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猖狂进攻。斥骂逼供，批斗毒打，游街示众，关进“牛棚”，下放劳动，备受摧残的丰子恺，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。他的诗“晚岁命运恶，病肺又病足”，“月黑灯弥皎，风狂草自香”，正是他身处厄运时的真实写照，然而，丰子恺灵魂深处坚守的那片净土，使他有勇气能够承受各种摧残、屈辱和痛苦，人世间的疯狂、专制、恐怖可以伤害他老病的身躯，却无法触及到他的灵魂。他白天接受批斗改造，低头认罪，但只要有机会，他就在次日凌晨四时起床，利用早上的两小时，在微弱的台灯下，悄悄地读书写字作画，继续从事他视同生命的艺术。

　　身处厄运的丰子恺，盼望着有朝一日不再去“牛棚”，盼望着还像过去一样能在家里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他多次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：“我无其他愿望，唯有求吾所大欲——退休家居”。在残酷的折磨和迫害下，丰子恺终于病倒了，一场大病差点要了他的命，然而在病中，他的艺术生命却得以复苏，他的精神得以解放。丰子恺艺术生涯的辉煌晚景，在躲过了凄风苦雨的袭击后，悄悄地出现了。他给儿子的信中说：“韶华之贱，无过于今日了”，“未须寂寞养残生”，他要努力找回自己的世界。在病中，他阅读小说诗词，临摹碑帖，又徜徉在写文作画和翻译的艺术世界里。

 

 

 

相逢

    1971年，丰子恺把陆续画好的七十多幅漫画题名为《敝帚自珍》，密封后交给“爱我者藏之”。大约从这一年的四月起，丰子恺开始写《往事琐记》，约到1973年为止，共写三十三篇文章，这就是收入1992出版的《丰子恺文集》中的《缘缘堂续笔》。三十三篇《往事琐记》大部分是对遥远往事的回忆，描写自己孩提时所见的情景和生活感受。这些文章一如他过去的风格，平易、质朴、自然、清新、隽永、潇洒，初读时，很难想象这是作者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，以多病之躯，不避险恶，秘密写出的！《往事琐记》没有欺世的造作，没有可厌的涂饰，没有虚伪的拔高，它把人还原为人，写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通人性的有情世界。它远离造神运动建立起来的虚妄的躁动的世界，赞美的是充满真诚和活力的实实在在的生活。它是丰子恺真诚个性和真挚感情的倾诉和表现。在充斥着大批判话语霸权的喧嚣中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人作家都无奈地投笔虚度的年代里，丰子恺的创作仍能保持独立的品格，以其超脱清新的风格，睨视主流社会的陈词滥调，这实在是一个奇迹。

　　大约从1972年起，丰子恺开始绘制《护生画集》第六集。《护生画集》最初是丰子恺于1927年皈依佛门后，为弘扬佛法，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寿辰而作的，一画一诗，共五十幅，此即《护生画初集》。《护生画集》所收，多是劝人爱惜生灵，戒除杀机，积德行善的诗画。《护生画集》出版后影响很大，但也引起不同的议论，如曹聚仁在抗战时就曾说过可以烧掉的话，为此温和的丰子恺竟与老朋友反目，足见丰子恺心目中对护生画的重视程度。《护生画集》第二集于1939年完成，弘一法师给丰子恺的信中说：“朽人七十岁时，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，共七十幅；八十岁时，作第四集，共八十幅；九十岁时，作第五集，共九十幅；百岁时，作第六集，共百幅。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。”丰子恺在回信中说：“世寿所需，定当遵嘱。”《护生画集》的第三、四、五集，丰子恺都顺利完成，只是1960年绘制的第四集和1965年提前画成的第五集，已经不能在国内出版。“文革”期间，身处险恶、恐怖的深渊中，生死难卜的丰子恺仍不忘恩师的重托，终于在1973年提前完成了《护生画集》第六集100幅画。他在交给同是佛门弟子的朱幼兰保藏时说：“绘《护生画集》是担着很大风险的，为报师恩，为践前约，也就在所不计了。”

当然，丰子恺的晚年，很多的精力还是用在了日本小说翻译上。他翻译了《落洼物语》《竹取物语》和《伊势物语》等日本古代作品，还重新翻译了夏目漱石的《旅宿》。他翻译日本古典物语，多半是借以排遣沉闷。他的《敝帚自珍》是旧画新绘，正像他说的是喜其美妙天真，借以陶情适性，排遣世虑。他的《往事琐记》，是“暂时脱离尘世”，把自己寄托在遥远的往昔。他译《大乘起信论》，是找回自己精神寄托的所在，他觉得这比写《往事琐记》托诸往昔更有意义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丰子恺故居

　　1974年夏，丰子恺右手手指开始麻木，次年8月右手臂逐渐不能动弹，这对辛勤笔耕了半个多世纪的丰子恺来说，简直是极大的灾难。

1975年9月5日，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和我们永别了，享年77岁。他的晚年是凄凉的，他的死后也是寂寞的。他一生慈悲为怀，纯朴坦诚，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。他在纯如太古的心田中谱写的乐章，只有那些怀抱平常心的人，才能读懂。“诸行无常，寂灭为乐”，他是参透人生真义的无上智者，在他心中自有一片净土。“花枝春满，天心月圆”，涅槃入寂，往生西方，想他临走时一定也是“悲欣交集”的。

 

 

 

《子恺画集》

丰子恺的散文富有哲理，如《渐》：“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要素，莫如‘渐’，造物主骗人的手段，也莫如‘渐’。”并说“渐”是大自然的神秘原则，造物主微妙的功夫。也只有远离急躁和焦虑的心绪，才能细致入微地静观和体悟。他写的散文最具特色和出彩的，还是他笔下动物和儿童，他写《白鹅》、《蜜蜂》、《蝌蚪》、《养鸭》等，不仅仅是有趣那么简单，他赋予动物以人的性灵，那态度是对等的、尊重的。即便是写《杨柳》、《梧桐树》也活生生赋予它们人的某种情绪，由此可见丰先生是热爱大自然的，是敬畏生命的。丰子恺笔下的孩童多半是自己的子女，在《儿女》篇里，他写道：“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：天上的神明与星辰，人间的艺术与儿童。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，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，它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、星辰、艺术同等的地位。”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父爱，是一个成熟艺术家胸襟气度阔达的流露。丰子恺的散文，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也有较大的影响。主要作品有《缘缘堂随笔》《缘缘堂再笔》《随笔二十篇》《甘美的回忆》《艺术趣味》《率真集》《护生画集》（共6部）等。《白鹅》被编入长春版小学五年级课文。这些作品除一部分艺术评论以外，大都是叙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日常接触的人事。 

 

 

 

 儿童漫画

现当代作家中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不多，丰子恺先生算是这不多中的一位。丰先生十分推崇弘一法师，在《我与弘一法师》开篇写道：“弘一法师是我学艺术的导师，我的一生受法师影响很大”。虽说法师是老师，但丰先生的艺术造诣也绝不在法师之下。他对艺术家有自己的看法：“艺术家看见花笑，听见鸟语，举杯邀明月，开门迎白云，能把自然当人看，能化无情为有情，这便是‘物我一体’的境界。更进一步，便是‘万法从心’、‘诸相非相’的佛教真谛了。故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。”正是有了这种艺术家的眼光，他笔下的事物便有了灵魂，有了性情。《口中剿匪记》、《吃瓜子》诸篇，皆是诙谐、轻巧的文化随笔，极有市民情怀；《潮畔夜饮》不光写了景致闲情，还写了人事变迁，在不长的篇幅内却有着众多的信息量，足见丰先生文字的节奏掌控得十分到位。通篇文章工整而不呆板，雅致而不晦涩，真不愧是散文中的上品佳作。其实，说丰子恺的散文是艺术散文也是可行的，因为那些文字实在是神秘而可爱。

　　丰子恺，是中国现代受人敬仰的漫画家，散文家。他的绘画，文章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保持一贯的风格：雍容恬静，其漫画更是脍炙人口。丰先生作品流传极广，失散也很多，就是结集出版的五十余种画册也大多绝迹于市场。在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中，漫画恐怕是最为著名的了，往往是寥寥几笔，就勾画出一个意境。读丰先生的儿童漫画，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成人都觉得惭愧。什么时候，我们这个世界，能少一些欺诈，少一些执着，多一些自然，多一些淡泊。